徐邦达是中国书画鉴定界公认的大权威，有“徐半尺”的绰号，也就是古字画只需打开半尺，就基本可以断出真伪。这当然是传奇佳话，未必值得认真看待。

　　2003年我第一次拜访徐邦达先生时，对这种说法有所耳闻，但心里没当回事，所以，我竟然讲出了听说另外某鉴定家也是“半尺”的话。徐太太滕芳老师听了睁大了眼睛，问：“某某某他说自己也是半尺？！”言外之意是那人真是胆大侵权。

　　徐邦达先生倒对此没任何反应。

　　书画鉴定是个很复杂的专业，判断真假要比评价精劣难得多。语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对名人字画进行甄别鉴定时，劣而假的最容易下结论，但是也有劣而真、精而假的。所谓半尺定真假，大概就是在看劣而假的字画时才会出现。任何人也做不到火眼金睛明察秋毫，除非是装腔做势唬人。

　　徐邦达和同是书画鉴定顶级权威的谢稚柳闹翻，原因当然是徐邦达过于执著于书画鉴定的学术而不谙人情世故。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书画鉴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行家里很难统一认识，常常是各执一辞，谁也说服不了谁。

　　二

　　徐先生在书画鉴定方面非常自信，即使在90高龄，在书画专业上讲话的口气不容置疑，如数家珍。翻开故宫书画册，老先生就自顾自地讲起了一幅幅画的来历。他在故宫工作了一辈子，自称活着是故宫的人，死了是故宫的鬼。

　　徐邦达是真正爱画的人，可是在他家里，我没见到悬挂什么古人或今人的字画，这一现象在启功先生家也存在，启功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宿舍待客的书房里，墙上挂的是二玄社的复制品。

　　徐邦达早年学画，他是上海滩的富家子弟，主要是通过家庭教师学习知识。另外一个重要学习渠道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交往，如张珩、吴湖帆等人。书画鉴定收藏，如今发烧友多是一代创业者、先富起来的群体在玩，其实，这个行当更适合富二代、官二代，也只有从小生长在富足环境里的人，才有兴致与条件玩精玩深。徐邦达就是最好的榜样。

　　三

　　徐邦达在书画鉴定方面的名望，来自于他几十年的勤奋研究与著述。

　　近来社会上艺术收藏圈，喜欢按照专家人员的单位头衔来标明身价，如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或院领导就等于是顶级权威。这样做当然是没根据、没道理的。前一阵故宫搞出“十重门”的社会新闻来，让公众了解了即使是院领导也不见得有文物或文化专业背景，连赠送锦旗上的错别字都辨别不出来。故宫这样一个文化界标志性机构，原有的崇高威信被“撼”得不轻。

　　专业人士能被“撼”倒或“撼”动，是因为如今某些单位的体制造成了外行领导内行，一个人即使没有专业造诣与建树，同样能混到研究员、教授或院长副院长的资格。而艺术收藏热导致了社会上市场里对文物艺术专业机构权威的追捧，尤其是电视上各种鉴定节目里，一时间成了各大文物单位工作人员频频亮相的舞台。而在这种外行眼里的热闹背后，内行的非议日益多了起来，以至于一些文物单位不得不出台规定不允许员工打着单位的旗号抛头露面。

　　在专业上，有的人能给所在单位带来声誉，也有的人只能依靠所在单位的声誉。徐邦达明显属于前者，他是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带来声誉的专家，而不是靠了故宫的招牌到处出镜出场的专家。在故宫的专家权威中，徐邦达是论文与专著最多的。

　　四

　　徐邦达在家里像个老小孩，在房间里走进走出，见我在客厅里坐着，也并不打招呼。后来他太太招呼他，才坐下来与我谈话。

　　滕芳女士待人非常热情。不必讳言，徐老很有钱，以至于2003年滕芳女士说他闹着再买处很贵的房子，但是，徐老再有钱，也无法让他在有病时得到最好的待遇，连个病房都要惊动很高位置的人才解决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都享受副部级特权，关键是体现在医疗上，而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成就多高，只要没有混上相应的官位，比如钱钟书的副部级副院长，就无缘得到相应级别的医疗服务。医疗与教育是最需要公平的领域，而在目前，知识分子只要不从事科技工程，又不当官，就成了“普通患者”。此事滕芳女士跟我讲起来义愤不已，她说徐邦达为国家做的贡献比那些院士不大？比那些副部长不大？